10月21日，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3上海苏河湾大会上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多重压力，采取的是结构性调整为主、政策刺激为辅的应对之策。他认为，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仍有5%左右，我国有条件用好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
管涛表示，当前，我国正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培育增长新动能、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四大政策发力点出发，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他同时提到，实现稳增长需要管控好一些挑战，涉及预期引导、风险防化、大国博弈三方面。
四大政策发力点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管涛表示，当前，我国正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培育增长新动能、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四大政策发力点出发，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具体而言，在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方面，管涛提到，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仍有5%左右，还是处于中高速增长的轨道上，意味着在中国经济复苏过程中，高通胀不是我们的掣肘，我国有条件用好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在此背景下，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延续、优化、完善并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
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方面， “我们要稳增长，仅仅靠强刺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还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管涛说。
在积极培育增长新动能方面，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面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伐，激发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动能，促进人工智能安全发展，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同时，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通过这些方式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问题，更长远来看，要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方面，管涛提到，稳增长关键是要扩大国内需求，而扩大投资和消费不是简单地靠刺激。除了保就业、稳定收入进而拉动消费，同时也需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疏通经济循环的卡点和堵点，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稳增长要管控好三大挑战
管涛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压力，采取的是结构性调整为主、政策刺激为辅的应对之策。
他同时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为例来探讨政策组合的应用效果。其中，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应对“政策刺激为辅、结构调整为主”：1998-2001年，宏观杠杆率累计上升17个百分点，坚持推进国企改革，培育住房和汽车消费；1998和1999年经济增速未达标，但后期经济增速达到8%以上，顺利加入世贸组织，综合国力全面提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应对“政策刺激为主、结构调整为辅”：2009-2010年宏观杠杆率累计上升35.8个百分点，两年四万亿一揽子投资计划；2009、2010年实现了V型反弹，但2011年以后经济增速持续下滑，2012年跌破8%，2015年“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9年底“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其中之一就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在他看来，两种不同应对方式实际上是“长痛”和“短痛”的问题，强刺激政策短期微型反弹但也伴随着后遗症。
另外，管涛提到，实现稳增长需要管控好一些挑战，涉及预期引导、风险防化、大国博弈三方面。他认为，当下只有稳住了增长才可以稳住预期，实现经济目标可以让市场主体有获得感和认同感。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过程中风险可能会进一步暴露，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时需避免重走老路。另外，大国博弈格局下竞争和合作关系面临新的变化，中国能否保持经济运行合理区间，将决定中国在大国关系里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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